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◇◇昵称夷水渔翁,新华社、人民图片、光明 图片、中新社、东方IC、国家摄影签约摄影师,湖北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员,湖北教育报刊社品牌刊物《初中生天地》创刊人之一。曾任小学、初中、高中语文教员和建始网主编、《恩施日报》驻建始记者站记者、建始县委办公室干部,现供职于建始县委组织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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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始“综合农协”乡村治理实验观察  

2014-07-19 11:03:34|  分类: 推荐阅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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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行且珍重
——建始“综合农协”乡村治理实验观察

农村新报讯 记者 樊涛 通讯员 陈鸿

  时光要追溯到6年前。2008年4月,在武陵山区深处的建始县三里乡河水坪,中国大陆第一个综合性的农民团体——农协悄然成立。

  6年过去了,建始综合农协试点现状如何?7月中旬,记者走进建始河水坪,感受农协的变化与未来。

  缘起:探索一条乡村治理新路

  “不是农民合作社,不是政府组织,更不是企业,而是由农民组成的综合性农民自治组织。”7月14日,面对农村新报记者,建始农协试点办主任王德凤如此定义“农协”。

  2008年4月,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牵头,建始县委、县政府开始实施“新农村综合发展与治理试点”。在该县三里乡河水坪地区,诞生了全国首个新农村综合发展协会(简称农协)。

  农协如何定位?王德凤告诉记者,“我们借鉴日韩台农会发展的成功经验,为农民提供集信用合作、购销合作、社区发展、文化教育、金融保险等一体化服务。”

  根据制度设计,综合农协是一个法人社团组织,组织结构包括地区协会、会员小组和会员三个层级,地区协会不以行政区限或地域为划分条件。目前,农协辖6个行政村,入会会员近1400户。5000余人,占总农户数一半左右。农协由全体会员自主选举产生会员代表,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、监事会,理事会再聘任总干事。

  为何要成立农协这种组织?

  作为建始农协试点项目的 “总设计师”,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为农村新报记者释疑:

  一方面,农村治理仅靠村委会完全不够,农民参与性不强,农村凝聚力不断减弱,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发展缓慢。另一方面,农民合作社也有局限性。合作社过于强调经济产业联合,排斥最弱势群体。合作社以经济利益为纽带,对乡村治理、公共事业和社会责任无暇顾及,这种组织形式也难以承接政府与其他部门的公共项目。

  “我们希望通过政府扶持、社会支持,构建一个以社区综合性合作为主的农民自治组织,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,探索一种行之有效的乡村发展和综合治理模式。”杨团告诉记者。开展的事业项目主要有:一是设立农资直营店,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农协会员出售农业生产资料。 二是开展 “健康强农计划”,整合六个村的卫生室,为会员提供更全面、细致的健康服务。三是建立二元母猪繁殖基地,前期选址工作已完成,财政拨付的项目资金已到位。四是建立一个(擦擦坡村)农民资金互助社。五是根据当地农民生产生活实际,综合农协也适时开展文艺宣传、推广农机具等活动。

  最大的效果:载歌载舞取代抹牌赌博

  当时,对农协这个“新生”事物,各方充满期待。为此,建始县专门成立试点办公室,整合各类资源扶持农协发展。

  效果几乎立竿见影:农资便宜了,村民贷款方便了,产业也带旺了。

  王德凤介绍,在省供销社支持下,成立了多家农资服务部为农民提供平价农资;在县畜牧局支持下,农协建起了母猪繁殖基地。

  农协还成立了资金互助部“扶贫济困”,贷款门槛低、程序简单、放贷快。额度控制在5万以内,当天发放到位。村民刘晓四便受益于此,2012年,刘晓四从农协申请5万元贷款养猪,年年贷年年还,目前,他已有300多头猪。

  这是产业上的效果,但在王德凤看来,农协最大的效果,还是农民精神面貌的变化。

  贺晓淳,曾是农协的参与者。2012年9月,还在湖南读大三的她通过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“小鹰计划”,成为建始农协的一名志愿者。在建始期间,她和志愿者们组织村里文艺队、儿童小组广泛开展活动,把山乡文娱事业带活了。

  “我们农协组织的烹饪大赛,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乡亲参加,几乎万人空巷。”农协总干事杨年斌告诉记者,奖品只是一壶色拉油、两瓶酱油、几包纸巾,但大家都开心得很。

  如今,跳广场舞成为村民的“必修课”、农协的电影放映机很受欢迎、村民自发组织的28个文宣队长期有活动,山乡处处欢声笑语……以往抹牌赌博、扯皮拉筋的事难觅踪影。

  6年来,农协所辖的6个村均无一起上访事件、没有一起刑事案件。

  尴尬:农协仍是“第六根手指”

  遗憾的是,虽有成效,但建始农协试点6年多,仍举步维艰。

  “农协与农民本应是手腕与手指的关系,但农协如今成了‘第六根指头’,略显多余。”王德凤打了个比方。

  “我们原本的农技服务部基本停摆”。总干事杨年斌介绍,为村民提供农技服务需要花钱请县乡农技人员授课,搞多了农协根本承担不起。

  “农协产业基础太薄弱,更无自有资产,为会员服务的能力太有限。我们主要靠资金互助所产生的利息实现自身‘造血’,本金不到200万元,每年利息才八九万元,仅够维持农协2个人的工资和日常运转。”杨年斌感叹。

  更尴尬的是身份。“像上级扶贫部门就根本不认农协,只认村委会。扶贫资金与农协绝缘,每年10万元的扶贫资金如果给农协,其作用远比给村委会大,而且更公开透明。”杨年斌说。

  本是实现村民自治的农协,在长达6年的实践中,逐渐表现出对现行体制的“水土不服”。

  有一个故事耐人寻味:

  第一任总干事冯述平,通过全县公招产生,冯走马上任便大张旗鼓聘用了6个人,刚开始表现不错,但后来被乡亲们发现“不是那个事”,被理事会辞退。

  第二任总干事是擦擦坡村支书刘大夫,但当时,9个理事里面有6个村支书。“村支书管村支书”的尴尬,让刘大夫“败走麦城”。

  2010年,选举产生了第三任总干事,也就是现任总干事——三里乡党委副书记杨年斌,他得以顺利履职至今。

  本想推动农民自治,最终却是乡镇副书记担任总干事才“压得住场子”,王德凤承认,这并不符合农协试点的初衷。

  在王德凤看来,农协被赋予的公共服务职能,与乡镇“七站八所”的职能冲突。“农协缺乏体制上、法律上的保障,实现自身长远发展都很困难,更谈不上在其他地方推广。”

  所以,成立6年来,河水坪试点经验不但没有实现推广普及,共产共销、农技推广等功能,还在逐步萎缩,合作金融功能也显得势单力薄。

  “从中央层面对农协的制度设计十分关键,政府部门简政放权,把乡镇‘七站八所’的行政审批、行政执法功能剥离出去,把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交给农协去做,才能给农协以生存空间。”王德凤认为。

  事实上,农协试点情况已经引起高层重视。去年,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专题调研建始农协经验,他提出一个问题:如何解决农协与村委会的关系的问题?

  陈锡文一针见血:农协作为新的农民合作组织出台后,村委会的功能、性质、作用怎么定位?综合农协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是改造、平行还是替代?

  或许,作为一项改革,农协试点必然遭遇掣肘,但在建始河水坪,已经看到成效的农协试点之路,仍将继续。“孤独,艰难,但不能停。”杨年斌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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